从邓丽君到张惠妹——歌声与时代的故事 　

　　 翻开两岸歌声交流史，每一代成功的歌手、每首风靡流行歌曲的背后，都诉说了一个时代的渴望。

　　 邓丽君、罗大佑、苏芮和齐秦四位台湾歌手都曾在不同的时代对中国大陆流行音乐产生影响。

　　说台湾的流行文化是大陆思想启蒙的推手，可能有点自我膨胀，但一位大陆文化人说，“港台电视、电影、流行歌是大陆文革后一般大众对外来文化认识的主要通道，”可是一点儿也不夸张。

　　台湾文化人南方朔则说，流行歌十多年来早已统一两岸了。

　　从七○年代末邓丽君风靡大陆全地，到去年张惠妹热潮在两岸关系陷入低迷时，仍在大陆各地沸腾延烧；跨越千禧之际，港台歌手更是频频炒热大陆演出市场……台湾流行歌有何魅力，能在大陆引领风骚二十年？而在这变化剧烈的年代中，又唱出了什么样的时代心声？

　　两千年伊始，走在北京或上海街头，让人有时空错置的感觉，抬头可以看见张惠妹喝可乐，低头则看到范晓萱手拿电子辞典的广告，走进速食店，“蟑螂”兄妹的歌曲萦绕耳边，两岸人们的生活样貌如此接近？

　　即便是去年“两国论”燃烧两岸，火焰正炙之际。

　　８月２９日深夜昆明拓东体育场外，张惠妹《妹力９９演唱会》散场，人群像河水般流向四面八方，细雨暂歇，但是人们的情绪仍然回荡在歌声热情中，一位衣着时髦的女孩说：“太棒了，阿妹有种神秘感，说不出来，全中国就她一个这么唱的，她的劲歌我忒喜欢。”

　　那是张惠妹去年八月初起巡回大陆六场个人演唱会的最后一场，之前的北京、上海、广州，所到之处无不引起歌迷热情回应，北京的媒体说，张惠妹放肆的高歌和情不自禁的呐喊唱出了这个时代的粗糙、直率和无所畏惧。

　　天生的音质之外，反应时代的心声和渴望是张惠妹成功的关键，翻开两岸歌声交流史，每一代成功的歌手、每首风靡流行歌曲的背后，也都诉说了一个时代的渴望。

　　邓丽君滋润枯竭心灵

　　二十年前的邓丽君拉开了两岸人民情感交流的第一幕。１９７８年，大陆正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那时候流行歌完全不被官方主流价值接受，形象是违反社会道德、很低级的，”北京乐评人王晓峰说，电影里小痞子的标志不是提着收录音机放流行歌招摇过市，便是跳Disco。

　　然而，时代的潮流难以遏止，文革禁锢了十年的社会心灵，早已对“为政治服务”的革命样板歌曲失去兴趣，一些有海外关系的民众把邓丽君的歌曲带进了大陆，邓细致温柔的歌声、一首首诉说亲情、爱情、思乡或感叹人生际遇的歌曲，让十亿人民拾回了丧失已久的自然情感。

　　在没有音象店可以买卡带、“风花雪月”类的歌曲根本不被正统媒体播放的年代，人们靠着那时一种单卡的“砖头录音机”一再转录她的歌曲，一两年内传遍大江南北。

　　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早为官方反感，在“何日君再来”后，终于遭到禁唱待遇。然而，就像当时厌倦了单调“蓝蚂蚁”军便服的青年男女，纷纷改穿喇叭裤、留长发，虽然被视为奇装异服，迭遭剪裤管、禁入政府大门的待遇，但是喇叭裤愈禁愈兴。人们在歌咏大会上虽高唱“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但是回了家仍然独锺邓丽君的歌曲。

　　“四九年共产党进城后一刀切断了所有的市民文化，”《北京日报》文化部副主任、文化评论人解玺璋说，解放后戏曲、说唱被禁；畅销小说作家如还珠楼主、张恨水等下场凄惨，再经历文革十年，内地的通俗文艺几乎全被清理掉了。“真正的恢复是七九年港台文化进入后，”他解释为何港台文化的亲和性特别强，是因为「与市民内心深处积累的文化经验一拍即合。」

　　邓丽君的魅力像涟漪般散开，开始对大陆音乐圈的专业人发生影响。大陆长年以西方古典音乐为主流，民族音乐为次，音乐工作者对三○年代以降上海流行歌曲不屑一顾。小邓流行后，文革时期唱惯了革命样板歌曲的文艺团体发现“歌也可以这样唱”。１９７９年，中央歌舞团唱湖南花鼓戏的著名艺人李谷一第一次以邓丽君的气声方式唱出《乡恋》，打破了长久以来民族、美声的传统歌唱方法，遭到相当多批判，但却大受欢迎，随后朱逢博、程琳等文艺团体的成员都起而效尤。

　　“校园民歌”吹皱一池春水

　　八○年代前半期，台湾的校园民歌陆续传入大陆，荡漾出第二波广泛的涟漪。与邓丽君现象不同的是，这一波以罗大佑及校园民歌为代表的流行歌曲，更深深打动了年轻学子的心灵。

　　“八○年代前五年社会上的变化特别有意思，”大陆资深乐评人金兆钧指出，在文革、反右的质疑浪潮后，知识份子发现中国的问题，不只是共产党的、阶段性的，应宏观检讨整个民族及历史文化的问题，文化热潮铺天盖地，译介西方美学、哲学思潮蔚为风尚。反映在文学界的伤痕文学、五七文学、改革文学一路发展，美学上则从星星画展、波普热到现代艺术一路沸沸扬扬。

　　“那个时候我们理想特别强，虽然不成熟，也常常会想能为国家做些什么？”王晓峰说，罗大佑歌词中对社会的批判，站在整个民族情感立场上写的歌，自然对青年产生相当的撞击和共鸣。几乎大陆三十岁以上的人少有不对罗大佑竖起拇指的。现任北京喜洋洋文化公司总经理的陈梓秋自称“拒绝肤浅的一代”，他就表示大学时期受罗大佑的影响很大，“他的深刻、生命力让人佩服。”

　　另一方面，“校园歌曲回归自然的清新风格、纯粹的音乐，让文革中成长的一代重拾失去的自我、失去的自然，”金兆钧说，《橄榄树》、《外婆的澎湖湾》、《乡间小路》勾勒出令人心神向往的新香格里拉，风靡那代青年学生。

　　有趣的是，在主流价值对“流行音乐”还很有争议的八○年代初，台湾校园歌曲的进入，却向一批从小学习古典音乐、民族音乐的爱乐青年开启了另一扇窗，“人们终于明白流行音乐的形式不过是一个载体，这一形式本身并不等同于‘靡靡之音’或是‘没落腐朽’，”金兆钧在１９９６年发表的《歌坛十年故事》一文中指出，崔健、王彦军、吴海岗、李海鹰等日后执大陆流行音乐界牛耳的人物，“从当时的港台歌曲中，特别是校园歌曲中意识到：流行音乐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这里他们可以大有作为。”

　　就像台湾唱片业的发展历程，最早唱片业多以英文翻版唱片为大宗，只是在大陆，翻唱的对象变成台湾歌曲。这便是八○年代初兴起的“扒带子”风潮。“唱片业飞速膨胀，太平洋影音公司一年居然销售了八百万盘磁带，在八○年代初期的生活水平下，一盘５.５元的高价，这个数字太惊人了，”金兆钧说。

　　“西北风”反攻

　　八○年代后半期，港台多元曲风和庞大的流行乐市场终于催发了大陆本土的第一批流行音乐。１９８７年前后，由一群拥有正统音乐背景的词曲人领军，创作出多首迥异于台港乐风的雄浑、豪迈、融合北方民歌旋律及摇滚编曲，充满批判精神的歌曲，如《信天游》、《黄土高坡》等，一夕红遍大江南北，被统称为“西北风”。同期的崔健更以摇滚呐喊的唱腔，在“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中一鸣惊人，他的《一无所有》自此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当时写下了广为流传的名言：“自从有了崔健的《一无所有》，中国的流行音乐将不再一无所有。”

　　金兆钧指出，不论是《信天游》的无奈、《一无所有》的呐喊、《我热恋的故乡》的批判精神，共同点都具有沈重、忧国忧民的基调，反映了自八○年代以降社会上反省历史文化的时代心情。如同知识界酝酿出《河殇》，一般大众则从传唱西北风歌曲中得到抒发。８７到８９年大陆本土的创作和歌手演唱风行草偃，刻意与港台划清界线。

　　苏芮和齐秦

　　即便在西北风盛行期间，台湾流行歌曲并未全然退下舞台，１９８７年底台湾开放大陆探亲，随着返乡人潮，及大陆官方正式核可引进版音乐带进入，苏芮和齐秦先后发生了相当的影响。

　　苏芮的歌声早在８７年随电影《搭错车》进入大陆，《一样的月光》、《酒干倘卖无？》的人文气息首先感动了思想前卫的青年学生，进而受到大众欢迎，历数年不衰。最重要的是，苏芮豪放、呐喊的唱腔颠覆了多年来邓丽君温柔细致特质一统天下的局面，开拓了演唱方式的新声，“许多有潜质的女歌手，如那英、杭天琪、范琳琳等都是以她为仿效目标，”王晓峰说。

　　齐秦则是在八七年“狼”系列专辑进入大陆后，短短数月便以燎原之势席卷大江南北，就像十年前的邓丽君。“台湾最有影响的歌手分为三代，邓丽君、刘文正是第一代，罗大佑第二代，再来就是齐秦。”《中国百老汇》杂志副主编丁宁认为像他们二十三到二十八岁这代，受齐秦影响最深。“他给我们的影响不只是听歌的乐趣，而是人生观的”，“我一个人在风中独来独往”的孤高、自信，让青春年少的他十分向往，业余仍创作的丁宁常以齐秦为努力目标。

　　“齐秦的叛逆与罗大佑建立在历史上的叛逆不同，”王晓峰指出，齐秦鲜明的个人风格，提供了当时年轻人勇于展示自我的力量，因此赢得广大的共鸣。丁宁清楚记得齐秦第一次在北京开演唱会的情景，“那时北京冬天流行戴长长的白色围脖，当演唱会结束，齐秦要离去时，看台上的女生几乎都要晕过去，一整排人都把围脖垂下去，希望能让齐秦摸一下。”

　　偶像崇拜与分众时代

　　１９８９年，流行歌坛进入另一个转变时期。卡拉ＯＫ８９年引进大陆，之后迅速发展，当年年底，仅北京就开业７０多家，当时北京、上海、广州已经都市化到一个程度，对这种讲个性、时髦的娱乐活动需求甚殷，由于“六四”，大陆音乐工作者发觉他们的努力改变不了什么，索性“照着港台的作法做吧！”少了大陆原创作品，源源不绝的港台歌曲填补了卡拉ＯＫ的大量需求，“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充当了港台歌曲风靡大陆的尖兵，”金兆钧表示。

　　“媒体的改革也是重要的一环，”金兆钧指出，８９年以降的三、四年间，全国电台、报纸、杂志相继开办市场导向的经济台、音乐台；生活版、娱乐版等专业版面，“吃歌量”惊人，大众传播的发达更加速了台湾流行歌曲的“火红”。

　　“这阶段是台港流行什么，大陆就流行什么，”除了齐秦持续发烧外，更多元的歌手与歌曲随着大陆正式批准“引进版”而源源不绝进入，台湾的童安格、赵传、小虎队、张雨生、王杰、潘美辰等，香港的“四大天王”都是九○年代初极受欢迎的歌手。卡带销售量动辄数十万、上百万，各大城市演唱会若无港台歌手无法造成轰动。 “追星时代来到，”王晓峰说，像罗大佑、苏芮、齐秦时期那种对人心灵深刻的影响此后逐渐式微，歌迷开始各自拥护喜爱的偶像。 听众口味的改变正像大环境的改变一样。

　　“那正是一个经济大变革的时代。若八○年代前五年的潮流是理想主义，那么九○年代的前五年就是务实主义，”金兆钧说，随着邓小平九二年南巡讲话揭示的经济方针，大陆进入了改革后的再改革，家用电脑问世，不过两年，已经发展出十分普及的ISBN网路、汽车渐渐普及、房价高涨，医疗体系转向保险制度……，种种社会的快速变化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

　　“九○年代好的标准是轻松、幽默、生活，”文化评论人解玺璋也说。

　　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台湾歌写得细腻、生活化，较之大陆空洞的歌词，自然引起共鸣，”金兆钧举例：比如“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北京警察或警察太太都喜欢唱，李宗盛的“十七岁的女孩其实是很那个的”，特别和北京青年的痞子文化对味。

　　前两年任贤齐以一曲《心太软》风靡大陆，一般认为其实与音乐无关，而是“心太软”说中了这些年大陆社会快速变迁，“十亿人们心坎儿里的无奈”。

　　另一方面，与香港歌曲比起来，大陆人心目中，台湾没有受到殖民文化影响，与大陆文化基础一致，“特别能沟通”。

　　“九○年代以后社会上的时髦语汇，一个是王朔的语言，另一个就是台湾流行音乐的歌词，”金兆均说，《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的编辑们还会暗中较劲，比谁用得巧，传统文化人批评归批评，但这种时尚几年不曾中断。

　　学习市场操作

　　市场经济风潮中，大陆音乐人也学习到了“市场”的观念。“音象公司开始循正规方式出片，”王晓峰说，以前大陆的音象界不是“扒带子”，就是多位歌手一起录一盘“大拼盘”，九三年音象公司“签约歌手”蔚然成风，各大城市唱片公司纷纷成立企划、包装、制作人、经纪人制度，为歌手进行商业化操作。

　　集北京一流乐手制作的艾敬《我的一九九七》专辑，加上地毯式轰炸宣传、以“女崔健”为诉求的艾敬一举成名。艾敬后来还在台湾发行过两张专辑，近年则与日本新力唱片签约。歌手毛宁，以及９５年在台发行《阿姐鼓》十分轰动的朱哲琴都是这一时期音象公司推出的歌手。

　　金兆钧分析，这时期的流行乐虽然脱离了西北风浓重的民族色彩，但太重歌手包装，忽略作品内涵，并未促成大陆本土流行音乐的勃兴。

　　港台唱片仍然独占大陆唱片市场鳌头，“总产值十亿人民币的市场，流行音乐占８０％，其中港台产品又占了流行类的八成，十年来这种架构一直没变，”北京喜洋洋文化发展公司总经理陈梓秋指出，他也预估，较之香港，台湾基于语言优势，唱片仍会稳定成长。

　　“台湾唱片的市场操作已经很成熟，内地目前还不准确，”他坦承。 “目前内地的潮流就是跟着台湾流行文化的概念走，”乐评人戴方指出，唱片工业仍在摸索，喜爱音乐的人已经一代换一代。

　　时代新声

　　近来，来自北京的小男生“花儿”乐团已成台湾流行乐迷的热门话题，口耳相传下专辑大卖。“花儿”即是１９９８年北京兴起十几个新生代摇滚乐团，包括“清醒”、“新裤子”等中颇受嘱目的一支。

　　“这代年轻乐团的音乐认知和生活态度，都倾向于说个人的体验，”戴方认为，较之崔健、唐朝那一代，虽然肤浅，但是很真实。

　　“花儿”由三个十六、七岁高中生组成，因为喜欢“Green day”的音乐，就做流行庞克的曲子，内容则是怎么和父母闹别扭、中学生的种种生活点滴，每首歌不超过二分钟。媒体问他们：“听说崔健喜欢你们的东西，你们觉得怎么样？”他们答称：“不可能吧，我们不喜欢他的东西，他怎么会喜欢我们的？”

　　“花儿”的风格让人联想到台湾徐怀钰的《怪兽》、张震岳的《爸爸，我要钱！我要钱！》无怪乎台湾唱片圈近来吹起一股北京风，热门歌手如莫文蔚和杨乃文分别翻唱了“花儿”的创作，苏慧伦则用了“新裤子”的作品。

　　“为什么张震岳的唱片大陆卖的好？大陆制作、描绘都会男女爱情生活的电影《爱情麻辣烫》在台湾上映也很叫座？”大陆魔岩唱片总经理罗异说，“现在东京、台北、北京的小孩想的事情都一样了！年轻人的文化在变，因为时代变了。”

　　“你不能要求流行音乐长得跟这个时代不一样啊！”台湾资深音乐人陈乐融曾经说过。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故事，在两岸流行音乐逐渐接近的千禧新年，你可在歌声中听见了什么？ 九○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港台流行音乐已十分普遍，早年邓丽君一人独领风骚，万人传唱盛况，只有在“阿妹”身上才再见到。

　　选自台湾《光华》杂志